如果授予行政权的法律被叫作行政法，那么此处我就是在讨论宪法与行政法的如下关系：除了存在最高法与其他法的区别，宪法与行政法之间还存在其他区别吗？遗漏授予行政权的法律，应该跟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系。

为了科学配置权力，构建权力的结构性平衡关系，西方自孟德斯鸠以来，确立了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的三权分立原则。四、权力监督的法治保障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提出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实现了监督权力与被监督权力的力量均衡，更重构了国家监督体制，构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监督国家机关和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二元监督体制，其中人大是监督国家机关的主体，可以对包含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内的同级其他国家机关进行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全覆盖监察，其中包括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监督。监督权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承载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现代治理功能，而且监督权力与被监督权力之间也需要追求结构性的平衡，即权力越是集中便越是依赖于权威、高效的监督。最后，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为了防范代表滥用权力，脱离选民和人民的利益，保障民主的真实性，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选民监督代表的理念，并早在制度的萌芽时期，就在1930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相关的苏维埃组织法、选举法中明确规定了罢免制度来加强选民对代表的监督，强化代表对选民的责任。

广大党员干部要养成在‘放大镜、聚光灯下行使权力的习惯，杜绝‘暗箱操作、公器私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约束权力有两个维度: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 摘要: 数字社会需要人权以数字形态的方式继续承担为人类社会进行道德奠基的重任。

上网权、隐私权、网络表达、个人数据权、数字身份权、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等子权利是数字人权在当前社会境况下的具体权利形态。[52]参见宋保振：《数字弱势群体权利及其法治化保障》，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53-64页。[6]进入数字社会，先进技术产生的负面效应往往具有广泛性、隐蔽性和突发性，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来对技术进行规制，但过度依赖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等硬规则，也导致了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没落。另一方面，数字身份的安全性也可能受到他人的威胁，例如黑客攻击、账号被盗用和冒用等。

[22]另一方面，人的日常生存也难以摆脱数字技术的浸染与渗透。由于技术理性的盲目性与技术本身的风险性，道德仍旧应当成为数字社会必不可少的奠基力量。

如果一项权利为维系或促进民主所必需，就应当被认定为基本权利。它也能够为某些新兴权利入宪营造一个潜在的发展空间。这种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催生了人的数字人性，并成为数字社会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一种表达形式。网络接入需求的满足是其他数字化需求的前提。

权力主体不得不寻求那些掌握数字科技的专家的帮助，甚至将其吸纳入权力体系内部，以增强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权威性。第一，人具有分享数字红利的需求。2.人格尊严条款作为数字人权的规范依据《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一，人权为个体的道德包容提供了心理基础。

[3]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否定者，都从自身理论逻辑出发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也都存在一定的不足。这需要国家通过法律制度予以调整和引导，从而推进数字社会有序发展。

而在数字化生存中，人与人的交流变成了借助于数据化平台的人—机—人的交流模式。这种数字人性为数字人权的产生奠定了正当性基础。

就人的生命的数字化而言，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当代人之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面对眼花缭乱的技术更新，所有人都要不停吸收最新的信息和知识，掌握最新软件的技术，否则马上就会被时代淘汰。（1）获得数字身份的权利，主要是确保个人获得准确、实用、独特的数字交易身份的权利。具体来讲，这种数字红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具体来讲，这种数字人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按照焦洪昌的理解，尊重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基本立场和宪治理念的提升，即以人权的实现为国家权力运作的价值取向，而不再仅单纯地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宪法除规定一系列具体的公民基本权利外，往往还规定了一个概括性、统摄性的人权条款。因此，数字人权不仅要遵从数据信息的双重属性和信息自主权的边界，也需要被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秩序格局之中。

法律系统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不是封闭的，它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激扰的情形。政府应用数字信息技术的目的不是为了加强对普通公民的数字管控，而是为了实现公民的数字自由。

尽管数字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但它给人类带来的积极变化是不可否认的，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事务的开展愈来愈离不开数字科技的支持。在数字社会，宪法系统通过人权这一反思工具，将数字权利吸纳入人权体系内部，这样，就使宪法的正当性获得了数字权利的支持，从而强化了宪法的正当性。

具体来讲，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主要涉及隐私权、财产权、知情权、数据权、个人信息权及社会发展权等众多类型。[15]因此，对于大型科技企业而言，除了考虑自身的经营与发展战略以外，还需要更多地关照所提供服务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影响，以服务民生为宗旨，兼顾好普通民众的生存需求[20]根据信息内容在客观性上的差异，又可以对数字身份作客观与主观两种理解。因此，数据收集、使用、流通、交易、保护与竞争等制度，都应当建立在民众普遍认同的基础上，[8]这就需要个体形成一种数字包容的理念。

[23]关于数字在场与身体在场，参见蓝江：《5G、数字在场与万物互联——通信技术变革的哲学效应》，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第37-40页。第一，数字人权赋予个体自由上网的权利，但也要求个体遵守管理规约和法律法规，并反对个体通过技术手段实施危害网络提供商的利益和国家安全、主权的行为，例如通过互联网向境外泄露国家秘密。

学术界已经充分注意到这种社会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对人权观念的影响，试图从人权的角度审视这种社会变革，并提出了数字人权这一概念。[36]在数字社会，数字人权的该种功能具体表现为将数字生态输入到法律系统（其中首先是宪法系统）当中。

[37]具体而言，面对从传统社会到数字社会的演变，人权以其敏锐的嗅觉感知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并将其从中获得的信息反馈给宪法这套自主运行的系统，继而通过确立一系列新兴的基本权利，如上网权、个人数据权、数字身份权等，促进宪法的变迁，实现宪法的与时俱进，从而让宪法获得更为充足的正当性。[29]关于内在理由，see Harel A., What Demands are Right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Rights and Reasons17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01, 101-114(1997).[30]屠振宇：《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载《法学》2007年第9期，第78-86页。

网络接入既是信息拥有者和信息缺乏者进行沟通的桥梁，又是进行数字化生存的前提。[13]这意味着数字技术导致了公共权力的结构性变化，部分私主体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社会子系统内公共权力的运作，秩序的建构也在由国家主导模式向国家—民间并行模式转变。[7]具体来讲，现代社会主要通过包容、自律和良善等机制来进行道德奠基。[22]另一方面，人的日常生存也难以摆脱数字技术的浸染与渗透。

笔者认为，享有准公权力的科技企业也应该自觉地承担起部分人权保障的道德义务，为市民社会营造一个稳定的秩序环境。这不仅是一项基本权利条款，还是一项维护人性尊严的基础性条款。

[11]因此，强调人权对个体基本生存条件的保障，无疑可以减轻人们对新技术运用的忧虑与不安，为个体的道德包容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数字社会的信任感，从而减轻数字社会技术应用和制度变革的阻力。[3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从既有的研究来看，个人数据权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权利束，包含知情同意权、个人数据查阅权、个人数据反对权、个人数据更正权、个人数据删除权、个人数据可携权等多项子权利。龚向和：《人的数字属性及其法律保障》，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71-81页。